光山至今说“砸缸” “光山县与司马光”系列之一

　　985年前的10月18日，光山“县政府家属院”传出一声响亮的男婴啼哭，光山县“县长”司马池看了一眼接生婆抱着的婴儿，一个念头油然而生：给他起名“光”！
　　流经光山县的淮河，岸边有一座美景天成的山峰，山顶常常萦绕着淮河水反射的“浮光熠彩”， 光山县由此得名。给儿子起一个这样的名字，司马池觉得既吉祥又有纪念意义。
　　年方7岁的司马光就以砸缸救人的机智名扬天下，由于家庭教育得当，这个慧光早现的“神童”后来成为栋梁之才，他与司马迁并称为古代史家双绝“两司马”，留下一部300多万字的我国首部编年体通史、被后世称为“帝王教科书”的《资治通鉴》，历史上诸多的冲突与整合、光荣与阴谋、圣洁与腐败，都在卷中徐徐展开。到了晚年，司马光出任北宋“国务院总理”，成为决定一国命运的人物。
　　司马池当初也许根本想不到，他的这个儿子后来真的成为一个“浮光熠彩”、光耀后世的人物。司马光一生光明磊落、忠诚老实、清廉仁厚、不贪不奢。他终身不纳妾，家无余财，爱妻去世时竟无钱安葬，只好“典地葬妻”。但司马光又是个充满争议、毁誉不一的人物，他主政期间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止，并把北宋军队攻占的土地归还西夏。
　　司马光去世的噩耗传出时，开封人为之罢市，万人空巷，前往送葬，“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但他死后8年，宋哲宗便将他打成“奸党”，追夺官誉谥号，并砸了刻有御书的墓碑。
　　又过了三十余年，金兵南下摧枯拉朽般轻易攻下汴京，宋朝两个皇帝成了俘虏，汉族后来长期以此为奇耻大辱，人们反思个中原因：北宋元气是为王安石变法所伤？还是被司马光复旧所坏？几百年间史家争论不休。
　　近日，记者先后赴光山司马光故居和洛阳独乐园遗址采访，对这个原来以为熟悉的人有了很多新的了解。想象中，砸缸救人的司马光应该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顽童，其实这个7岁的小孩“凛然如成人”，这是采访中的第一个意外。
七岁凛然如成人
　　乘车进入光山县城，记者正发愁不知道投宿何处，一个巨大的广告牌迎面而立，“司马光宾馆”几个大字格外醒目，也格外亲切。我心里一下子有了着落：来写司马光，当然是住司马光宾馆，容易找到感觉。
　　在中国，司马光这个名字可以说妇孺皆知，如果按现在的时尚评选古代十大杰出少年，这个人应该算一个。记者小时候就听说过他的故事，还老把司马光砸缸说成“司马缸砸光”，被人嘲笑，弄得我对这个慧光早现的古代神童又是艳羡又是嫉妒。对于神童的故事中国人一向乐于传颂，砸缸的事已经传颂了近千年。今年6月1日，中国邮政发行的“司马光砸缸”邮票在光山举行首发式，再次引起人们对这个故事的浓厚兴趣，也把记者吸引到了光山。
　　在光山人的热心指点下，我们很快找到了司马光宾馆，让我们高兴而又有点意外的是，青砖灰瓦的司马光故居就坐落在宾馆的门口。带着几分好奇，我们走进了这所不大的院落。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上面建有亭子的水井，水井的旁边立着块石碑，刻着“司马浴泉”字样。光山县原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82岁的李学明老人告诉我们，这里是宋代光山县衙遗址，是司马光出生的地方。光山有“洗三”的习俗，就是小孩出生3天后举行一个洗澡的仪式，传说司马光就是用这个井里的水“洗三”的，因此被称为“司马浴泉”。记者探头去看，井水水位很高，也很清澈，李学明说，20多年前，司马光宾馆还是光山县委大院，机关的干部那么多人都吃这井里的水。
　　水井北边的空地上，摆放着一组雕塑：一个小孩子正从底部被打破的水缸里往外爬，模样很是狼狈，另一个小孩子俯身在帮助他，旁边撂着块石头，这显然是“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了。《宋史·列传第九十五》对此事的记载简练而又生动：“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一个7岁的孩子，在人们的感觉中是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但司马光却能面对险情，砸缸救人，这显示出远远超出他年龄的机智和勇气。如果这事发生在现在，那也是媒体热炒的新闻。也难怪这个故事能够轰动一时进而流传千古了。
　　砸缸的司马光，让人感觉是一个聪明活泼而调皮的小顽童，但在司马光故居展室内看到的史料，让我知道我的想象完全错了。童年的司马光的确不同寻常！史料显示，司马光7岁时“凛然如成人”，真不敢想象一个7岁的孩子“凛然如成人”是怎么样的。他聪颖好学，对历史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尤其喜欢《左氏春秋》，“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幼年的司马光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他不仅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而且可以把那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楚明白。

慧光早现因家教
　　千百年来，司马光被人们视为慧光早现的“神童”典型。其实，司马光后来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不只是因为他“慧光早现”的超常智商，更与他父母严格的家庭教育分不开。
　　司马池是宋仁宗宝元至庆历年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他一生以正直仁厚为人称誉。他是一位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没有因祖上留下来的丰厚家产而沉湎物欲，而是专心读书、锐意进取。在成家立业之后，以做学问的认真和严谨来待人处世、培养子女。司马光的母亲聂氏是一位知书达理、才德俱佳的女子。在严父慈母的教育影响下，司马光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司马光6岁开始读书。起初，他对所学的东西不能理解，背书也记不住，往往是同窗都背会了，他还没背出来。父亲知道了，就告诉他：读书不能只是机械地背诵，还要勤于思考，弄懂意思，诵读与理解并重。于是，别人做游戏时，司马光不去，一个人找个清静的地方苦苦攻读，直到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为止。很快，他的学业进步了，对学习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第二年，他开始学习《左氏春秋》，书不离手，句不离口，刚听完老师的课，他就能够明白书的大意，便讲给家里的人听。渐渐地，他读书像着了迷一样，常常因学习忘了吃饭睡觉。司马光后来表现出来的渊博学识，来自惊人的刻苦努力。他睡觉用的枕头是一段圆木，叫“警枕”：圆木容易动，使人睡不稳。只要圆木一动，司马光就惊醒了，他立即起床挑灯夜读。正是这种精神，使司马光从小就博览群书、学识超群。
　　在父母的教诲下，司马光到了15岁便“于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而且所学扎实，以至于终身不忘。后来，他经过19年的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篇幅浩瀚、纪事广博的编年体史书巨著《资治通鉴》，而此书的成功无疑得益于他青少年时期的刻苦学习。
　　父母不仅关心他的学业，而且在做人上对他要求严格，以培养他的优秀品格。司马光五六岁时，有一天他想吃青核桃，姐姐替他剥皮，却怎么也剥不开。姐姐走开后，一个女仆把青核桃放在开水里烫了一下，皮很容易就剥了下来。姐姐回来一看，惊奇地问是谁剥下来的，小司马光很得意，笑嘻嘻地说是自己剥的。这件事被司马池知道了，见儿子撒谎，司马池义正词严地训斥儿子：“你怎么能这样撒谎呢？！”这件事虽然很小，但给司马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从此，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学习知识，他总是十分诚实，不敢有半点虚假。在中国典型的严父慈母的教育和影响下，司马光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他的性格及人品慢慢地定型，形成了襟怀坦荡、忠诚老实的个性。
　　有一次，司马光叫人去卖掉他家的马。他嘱咐卖马的，一定要讲清楚，“此马夏月有肺病”，不要欺骗别人。卖马的暗自发笑：这个司马光简直老实到愚蠢的地步。但司马光毕生以仁厚为荣，他字君实，那是因为他一生忠诚老实，不做口是心非的事。不过，他自己则喜欢自称“迂叟”，意思是老实忠诚到近乎“迂”的地步。而他的政敌则称他为“司马牛”。
　　司马光一生的所作所为都与这种性格有关。在人才济济的北宋政坛，司马光能成为领袖级的人物，与他为人称道的品德有很大的关系。

光山咸尊司马光
　　走在光山县城，处处可以感觉到光山人对司马光的爱戴和纪念，作为司马光的出生地，这个县城以他为荣。除司马光宾馆、司马光故居外，光山还有司马光大道、司马光巷、司马祠等等。据县志记载，宋代以后，历代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弄巷、书院，为他建祠、立碑、题诗、做记的更是不乏其人。光山人千百年来“咸尊司马，岁时展拜”，表达对这位先贤的景仰。
　　“文化大革命”中，司马光被淡忘了。上世纪70年代光山县委搬走，司马井一时没了用途，有人想把井填了。李学明得知后匆匆赶来，告诉他们这里是司马光出生的地方。那些人听这一说，还没有不知道司马光的，于是不但没填井，还用大预制板把井口盖了起来。到1989年之后，光山人逐步修复了井亭和小院。
　　李学明从小就知道司马光出生在光山，他同学涂又光的名字就和司马光有关。李学明已经记不起涂又光原来的名字，只记得他的父亲是一个私塾先生，他从小跟父亲习字，六七岁就能写一手很像样的草书。有一次父亲让他去买宣纸，卖纸的欺他小给他很差的纸，涂又光说：“这纸不好，给我换换吧。”店老板打起了哈哈：“你要这纸干啥？”“写字呗！”“你会写字？来，写写看，要写得好，你要啥纸都中，我还不收钱！”
　　于是涂又光站在小板凳上开始写，左邻右舍都围过来看。正好当时的光山县县长路过，看人多就走过来瞅瞅，一看涂又光的字写得果然有功底，县长很高兴，问了他名字后说：“我给你起个名字吧。又光，第二个司马光的意思。”
　　李学明笑着说，这个涂又光还真不错，后来上了北大，现在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导。看样子，“咸尊司马”，是光山人对聪明、智慧和仁义的嘉许，是做人的一种导向。

2004-08-04  大河报

独乐园中写《通鉴》 “光山县与司马光”系列之二

 ● 姚 伟

< 　　幼年异常聪敏勤奋的司马光，20岁就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可谓功名早成。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人生有很多比砸缸复杂得多的事。
　　他先后担任奉礼郎、大理评事、并州通判、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之类的官职。宋神宗即位后拜翰林学士。
　　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他边读边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有30多篇，并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为一部编年体通史的想法。
　　宋神宗即位，锐意改革。当时北宋建国百年，积弊多多，已出现种种危机。起初宋神宗对正当盛年的司马光很器重，提拔他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并有意再提拔他为枢密副使（相当于副总理）。但在改革问题上，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然宋神宗更加信任王安石。眼看无法改变局面，司马光坚辞枢密副使，离开权力中心，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洛阳。
　　此后，司马光在洛阳郊外买地20亩，建起著名的“独乐园”，一住就是15年。这15年，司马光虽然仍旧关心着当朝的政治风云，但既不得参政，也就埋头于《资治通鉴》的写作。这次人生道路上的转折，对他来讲是一次巨大的失落，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幸运。正是由于司马光闲居洛阳15年，可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著书，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才得以完成。中国乃至世界史学史上伟大的创举，使司马光的名字得以不朽。
　　由于是《资治通鉴》的诞生地，独乐园在后世大名鼎鼎。可惜岁月沧桑，这座名园已经无存。一个湿热的午后，记者驱车洛阳，希望找到一些独乐园的遗迹。
独乐名园何处寻
　　在洛阳火车站坐上出租车，记者奔龙门方向而去。通过洛阳市旅游局的一位朋友，记者了解到宋代的洛阳城和现在的洛阳城并不重叠，宋城是在隋唐城的废墟上重建的，在今天洛阳的南边。由于洛阳城发生过沧桑巨变，独乐园的具体位置存在争议。龙门东边的偃师市诸葛镇有个村子没有一个姓司马的，却自古叫司马街。前些年，在村里的司马小学挖出了明清石碑，碑刻表明独乐园就在这所小学院内。
　　史料中关于独乐园的记载很多，公认这是一处很有代表性的北宋园林建筑。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描述得最为具体：独乐园花草繁茂，环境清幽，园中的主体建筑是藏书五千卷的读书堂。其北有个很大的池塘，池中筑岛，环岛种竹一圈，状如玉环；其南是弄水轩，轩内有水池，从暗渠引水入池，内渠分成五股，又称“虎爪泉”。池水过轩后成两条小溪，流入北部池塘，空地间是大片的药圃和花圃。此外，园内建筑还有钓鱼庵、种竹斋、浇花亭等。整个园子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据说独乐园宋金皆为洛阳名园，直到元代中叶才逐渐荒废。
　　正午的司马街村安静平和，村里路很窄，不时有鸡犬跑到路上。一路询问，我们找到了村中心的司马小学，暑假中的小学校园空空荡荡，大门紧闭。在门上敲了几下，一个看校的小姑娘开门让我们进去了。可惜校园内没有独乐园的任何踪迹，地貌也全然不是李格非所描写的样子，没池塘，没水渠，只有平整的水泥地。在小姑娘的指点下，我们看到一块背对着我们躺在墙边的清代石碑，算是这里曾是独乐园的唯一证据。
　　村里的一位老人告诉我们，以前的司马小学是关公庙和司马温公祠，在他小时候温公祠内有一座彩塑的司马光像。解放后这里办起了司马小学，小学的中间本来是一个大殿，为了建学校的教学楼，两年前大殿被拆掉，老人摇着头痛心地说，太可惜了，不该拆！
　　据说学校以前还有几块石碑被搬到了面粉厂的独乐园展览馆了。在简陋的展览馆里，它的负责人——司马小学的退休老教师许庆西为我们介绍了几块石碑的来历和内容，这几块明清石碑，目前是确定独乐园方位的最有力证据。许庆西说，按照地方史志记载，这个村宋代叫司马庄，明代叫温公里（司马光死后赠温国公），清代叫司马街，而村里没有一户姓司马的，从村名的变迁来看，这里应该是独乐园的所在地。
　　据许庆西介绍，村里曾经决定批出50亩土地，重现独乐园景观。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想法还没能实施，只在村子的北边立起了一个独乐园规划图，记者在司马街村头看到，色彩鲜艳的规划图后，是大片茂盛的玉米地。
“独乐乐”耶“众乐乐”
　　独乐园的名字有点儿怪。
　　孟子说：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司马光为何给自己的园子起名独乐园呢？司马光曾为此写了一篇《独乐园记》答疑释惑，他说自己所引以为乐的事，“薄陋鄙野，皆世之所弃”，即便和别人同乐，也没人愿意，如果有人愿意和他同乐，那么他“再拜而献之矣”。
　　字里行间隐约透露出几分悲凉。司马光是在政治上失意之后来洛阳的，他将自己的精力和才能转移到写作《资治通鉴》上来，心里难免有些失落，但人生可贵，不能蹉跎岁月，“独乐”实在是表达了他自愿选择清贫艰苦的著述生涯的心愿。作为朝廷的高官，司马光尽可以选择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反而选择了简朴而艰辛的“独乐”生活。今天看来，这样的追求更是难能可贵。
　　司马光在馆阁校书以及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满架满架都是史书。如此浩瀚的朝野史籍，一个人穷毕生之精力也看不过来。于是他萌生了一个想法：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同时他还想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他的想法得到了好友刘恕的赞同和支持，嘉祐年间，司马光便于公事之余开始了《通鉴》的编写工作。
　　安居独乐园后，司马光将全部精力放在写作这部书上。《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不要小瞧了这几位，他们可都是当时一流的大学者和史学家，而且在政治上跟司马光站在同一个立场，于是司马光的独乐园就成了他们共同的家园。
　　动手之前他们制定了个写作计划，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第一和第二步骤由司马光指导他的助手们来完成，第三部分就由他亲自动笔来完成。定好了写作计划，这位一向严谨认真的“总指挥”又开始为大家规定具体的写作要求。据后世史学家评价，司马光写作史书的态度非常严谨细致，可以与司马迁相比。
　　司马光之前的编年体史书都是按年纪事，没有篇目，不作目录，看什么只能按发生的年份来找，非常麻烦。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体，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另一方面，因为以前的编年史受各种局限不够完善，所以他们就想使这部书能集各家所长，使之更加完整系统。最后的稿子由司马光来加工润色，使它们看上去文笔统一。
　　在独乐园内安静的书桌上，历史上诸多的冲突与整合、光荣与阴谋、圣洁与腐败徐徐展开，被司马光等人悉数收编。

“独乐”其实非常苦
　　《资治通鉴》是一部300多万字的巨著，写作过程的艰辛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写作的时候，司马光常常废寝忘食。独乐园的房子低矮窄小，夏天闷热难耐，洒下的汗珠把书稿都浸湿了。司马光就请匠人在书房里挖了一个大深坑，砌上砖，修成一间“地下室”，他就在这个冬暖夏凉的坑里，专心致志地埋头编书。他对史料考核极其认真，追根寻源，反复推敲，不断修改。全书编成后，独乐园内存放的未用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
　　他的助手同样写得很苦，他们几乎是用生命在写作，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写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刘恕，由于积劳成疾，书未完工就去世了。司马光此时也已65岁了，由于操劳过度，双鬓霜白，牙齿脱落，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期间司马光等的生活也很清苦。其妻去世时，因无钱办丧事，司马光只好卖地葬妻。
　　公元1084年，《资治通鉴》最后脱稿修成，前后共用时19年。这年12月，司马光不顾寒冬腊月，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的匣子，用车马载着，他和刘攽、范祖禹等人亲自押送，从独乐园出发，日夜兼程，送往东京汴梁，向宋神宗进献。
　　这部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丰富的历史事实。全书计294卷，另附目录30卷，《考异》30卷。这部书取材甚广，网罗极富，除依据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志320余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极严，考辨异同，尽力求真，所以记述内容比较翔实可信，为后世史家所推崇。书中所引各书材料很多已经亡佚，得赖此书保存。这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
　　此书原名《通志》，宋神宗因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改名为《资治通鉴》。实际上，《通鉴》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谙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它甚至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通鉴学”。
　　司马光因编纂此书，严重损害了健康，此书印刷出版时，他已去世1个多月了。

2004-08-05  大河报

仨月尽废安石法 “光山县与司马光”系列之三

 ● 姚 伟 　　 司马光幼年就有砸缸救人的义举，成年后做学问刻苦勤奋，为人忠诚老实，一辈子清正廉洁。据史书记载，司马光死后殓入早已备好的薄棺，遗体仅盖一旧布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布衾铭》。前来吊唁的太皇太后、皇帝和大臣看到府中萧然，满屋图书，床上仅铺一领旧竹席，都慨叹不已。朝廷送来2000两丧葬银，他的儿子司马康遵他遗命全部退回。在盛行厚葬陋习的古代，这样的情形实属罕见。
　　对这样一个人，后世却毁誉不一，原因何在？这与他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执掌朝政有很大的关系。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写出皇皇巨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治国之术却引起后人极大的争议。他在学术上成就斐然，在政治上却被认为是个悲剧人物。
　　同童年砸缸救人时的机智权变相反，司马光成年后为官却一向强调“守常”。他的童年或许没有太多的童心童趣，严格的家庭教育，让他“凛然如成人”；受家教影响，司马光忠诚老实，甚至自号“迂叟”，他曾说“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这样的人无疑是一个好人，但或许注定不会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暮年无意握权柄
　　徘徊在司马街村，记者不由得想起司马光的两句诗：“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因为对中国历史再熟悉不过，司马光的这两句诗中也就包含着无尽的感慨。近千年的时光过去了，独乐园踪迹全无，不能不让记者发出同样的感慨。
　　司马光的时代，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洛阳，人才济济，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富弼、吕公著等等享誉全国的大家都和他过往密切，政治观点一致，独乐园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所以作为保守派领袖的司马光虽然“在野”，影响力还是非常大。史书上说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诚心自然，天下敬信”，有极大的“人格魅力”。相传洛阳人干点啥亏心事都很担心：司马光不会知道吧？“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一时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风闻天下。”《资治通鉴》的完成，更使司马光声望日隆，“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
　　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司马光前往开封奔丧，走到城外，守城的卫士望见，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进了开封城，百姓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老百姓都道：“您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辅佐天子，让我们日子好过点吧。”
　　尽管民望所归，司马光自己也许并没有重回政坛的打算。这时候他已经67岁，一部《资治通鉴》将他的精力消耗殆尽，“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目前所谓旋踵而忘”。如果不是宋神宗病死，如果不是新法的推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司马光本来会安居洛阳著书立说，直到谢世。但历史似乎有意将他推向风口浪尖。
　　朝廷起用了司马光，最初任命他为陈州知州，但这个官职他根本没有到任。在赴任途中路过京城开封，司马光被留下做了门下侍郎。这时候距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已经10年，新法逐渐变化，目的已经变成单纯为了增加府库收入。其法令不但推行困难，而且部分已名存实亡。北宋政治在变法和“守常”之间摇摆不定。新皇帝宋哲宗年幼，太皇太后听政，天下人“引颈拭目”，看国家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朝廷中争议很大，有人认为神宗刚刚去世，应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司马光认为新法是王安石等人所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在争论中他逐渐占据了上风，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实际上掌握了丞相的权力。就这样，司马光在他的垂暮之年，登上了大宋权柄的巅峰。太皇太后对司马光言听计从，考虑到他身体不好，特许他可以不上早朝，进出朝廷可以乘轿。
　　知遇之恩让一辈子仕途坎坷的司马光感激不尽，“欲以身殉社稷”。他不顾年迈多病，亲自处理各种繁杂的事务，不舍昼夜。有人劝他以诸葛亮过度操劳为戒，司马光则以为“死生，命也”，干得更为卖力。后来以致重病卧床，处于半昏迷状态，他还在喃喃自语，所说的都是朝廷未了的事务。
　　同样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比起诸葛亮来，司马光得到的掌声要稀落得多。

废法速决伤安石
　　 或许是因为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司马光掌握权力后在废除新法的问题上力度很大，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他把王安石推行了一二十年的种种改革措施尽数废除，其中废掉免役法只给了各地地方政府5天的时间。
　　当初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时候，司马光曾经竭力反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认为王安石“求治太急”，不够稳重，犯了急躁冒进的毛病。并因此用人不当，用了吕惠卿这样有才少德的“小人”。他曾经给王安石写了3封万言长信，条分缕析地阐述自己的看法，然而王安石一篇短短几百字的《答司马谏议书》就把他打发了。从此两个曾经的好朋友反目成仇、势不两立。司马光因此远走洛阳，在独乐园中埋头撰写《资治通鉴》。
　　如今王安石远在江宁府闲居，大权在握的司马光废除起新法来同样急迫。但是国家的政策不是儿戏，什么事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施行新法需要慎重、稳妥，废除新法也需要稳妥、慎重。曾经因反对变法得罪新党吃尽苦头的苏轼这时候站了出来，劝告司马光说：“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希望他注意国家政策的连续性，让老百姓有个接受的过程，这一忠告深刻而有远见。可固执的司马光也有他的理由，在他看来，免役法、青苗法、保甲法等新法让老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决不可以慢慢废除，而应该像救火、救落水者那样迅速、及时。新法已经成为害国害民的弊法，废除弊法是不必等待的。
　　而王安石的改革措施有的已经卓有成效，于国于民都有好处。苏轼等人认为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统统一棍子打死，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已经67岁的司马光却似乎忘记了以前他是怎么劝告王安石的，对于别人的意见，现在的他不太容易接受了。
　　在司马光废新法的3个月里，后来的大奸臣、当时的开封知府蔡京成了他一再表扬的“优秀干部”。蔡京一向善于投机钻营，他看准了司马光心急如焚的心理，当别的地方政府叫苦连天、跟不上司马光的节奏的时候，他的开封府5天之内就废掉了免役法。司马光也真是“老眼昏花”，他怎么也想不到，8年后宋哲宗要打倒他时，最先跳出来踩他的还是这个蔡京，这是后话。司马光是一个杰出的学问家、史学家，但确实不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有良好的动机与愿望，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闲居江宁府的王安石得知新法尽数被废除的消息，心情自然十分不爽，不久就在郁郁不乐中死去。同年9月，司马光也不堪中风病的折磨离开了人世。这一对曾经的好朋友、政坛的死对头孰是孰非，成为北宋一桩大大的公案，近千年来人们争议不绝。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就竭诚为国来说，司马光与王安石是一致的，这两个人都十分清正廉洁，比起北宋末期掌权的蔡京等贪官污吏，他们的人品自然都是令人崇仰的。
　　司马光死后8年，有人指责他“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宋哲宗下令将他打成“奸党”，追夺官誉谥号并砸了其刻有御书的墓碑。但在民间，司马光的形象口碑仍然很好，蔡京一伙撰《奸党碑》，命令各地都要刻在石碑上，有个石工拒绝刻这样的石碑，并慨然道：“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后来被逼无奈，石工说：“小民不敢不刻，但请求不要按惯例刻上我的名字，我怕被后世耻笑。”逼他的官吏听了，惭愧得满脸流汗。
　　靖康元年，朝廷把剥夺的官誉谥号归还了司马光，算是给他平了反。

还地西夏背骂名
　　 司马光执政期间，还做过一件很有争议的事。应西夏的要求，他把宋军攻占的土地还给了西夏。有人说，这种事也许只有“厚道”的司马相公可以做得出来。北宋曾经和西夏发生过多次的战争，在汉族中心观和中原王朝正统观的影响下，这件事让司马光背上了卖国的骂名。
　　 如今的历史学家客观地评价此事，大多认为主张与西夏和平相处的司马光其实并没有什么错。
　　司马光认识到，当时北宋和契丹、西夏三分天下，宋朝既没有力量，更没有必要急于求得统一。既然如此，战争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是劳民费财之举。因此，司马光主张对待邻国，必须采取和睦亲善的政策，而不能任意诉诸武力。他提出“交邻以信”，就是要以宋朝的威望、大国的气度去感化辽国和西夏，使他们佩服大宋。自然，司马光清楚，即使如此，邻国还有可能犯宋，这就同时必须加强战备，巩固边防。
　　而巩固边防不在于扩军，而在于选择好将帅，加强操练。这些看法和主张，应该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在司马光执政前的十多年，宋一直对西夏用兵。公元1081年，宋将种谔攻取了西夏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宿州（今陕西靖边西北的内蒙古境内），但并未留兵把守。第二年，宋神宗采纳徐禧的建议，在银州东南筑永乐城，作为银州的治所，图谋占领西夏横山地区，进逼西夏都城兴庆（今银川）。永乐城建成之后，西夏倾全国之兵进攻，败宋军于城下，然后又久围城不退。城中缺水，大半将士被渴死，最后西夏兵攻破永乐城，杀死徐禧。神宗闻之，当即恸哭，被迫停止对西夏用兵。双方陷入僵持局面，司马光执政后，认为西夏并非要进攻北宋，只是想收回故地。为了和西夏和平相处，他下令把攻占的土地归还西夏。
　　据《宋史》记载，司马光的做法取得了辽和西夏的认同，当时辽、西夏的使者来到开封，必定去问候他。并告诫他们各自的守边将吏：“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司马光去世后，后来的北宋丞相章惇认为他的做法“蹙国弃地”实不可取，于是“绝西夏岁赐”，大举进攻西夏，进驻汝遮城，在陕西各路兴役50余处，结果却损兵折将，士卒死伤不可胜数，使无数家庭失去了儿子、丈夫或父亲，一时怨声载道。宋军不得不再次放弃了攻占的土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