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7-06   大河报

传灯立宗称二圣 “大苏山发现”系列之二

 ● 姚 伟

大苏弟子帝王师
　　公元５９１年，隋朝江南总管、晋王杨广（后来的隋炀帝）在扬州摆下千僧会，请来智顗大师当他师父，为他授菩萨戒。智顗为他授戒时说：“大王纡遵圣禁，可名总持。”给了他一个“总持菩萨”的名号，为他的头上加了一道仁慈的光环。而杨广答对智顗：“大师传佛法灯，宜称智者。”从此智顗被尊称为“智者大师”。
　　当时的杨广还是一位年轻有为的英才，奉令攻伐南朝的陈国时，他表现出过人的才干。陈霸先（陈武帝）杀三司官吏王僧辩，僧辩之子趁陈国将亡时，掘了陈武帝的陵墓，焚烧尸骨，把骨灰投在水中喝掉，以泄其恨，后又大骂杨广。杨广不但不杀僧辩之子，认为他报杀父之仇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下令保护陈国的皇陵。陈亡国后，杨广对于陈国有志节的大臣不但加以礼遇，且赋予重任。他说：“这些人既然能怀念他们的旧君，日后就会是我的忠臣。”其实后来杨广的功过是非历来也有不同的评价，他当皇帝１２年，继文帝之功，开通了连接黄河与长江的大运河，把扬州经营成水陆四通八达的花都。他还修筑了军运驰道，贯穿河北、山西。这些国家建设，都有其历史意义。而他对佛教的尊崇，也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杨广受戒后，“师徒”两人交往频繁，智顗临终前还给杨广写了封遗书，杨广接到这封遗书时，“五体投地，悲泪顶受”，随后派人遵照智顗的遗愿，在天台山建造了一座恢弘的寺院，遵照智者大师生前的示诫：“寺若成，国即清”，将其命名为国清寺。
　　“灵山会未散，八部犹光辉。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这是苏轼《游净居寺》的句子。他所说的“二圣”，指的是曾居住在大苏山的两位高僧：慧思和他的弟子智顗。这两位高僧后来都被尊为天台宗的祖师，智顗更被尊为“中国的释迦牟尼”，他们在大苏山所形成的思想体系，将佛教教理与中国思想文化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佛教脱离了对印度佛教的依傍，形成自己的面貌和特色。这带动了后来中国佛教整体走向成熟，此后，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深深渗透到人民大众之中，从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初慧思选择大苏山有很大偶然性，但这种选择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了他一生佛教事业和禅法思想的转折点。这或许就是中国化佛教所说的“凡事因缘而生，因缘而止”吧。
二朝四帝皆护持
　　中国宗教的发展，总是与皇权紧密相连。佛教在中国的最早出现，就与皇帝相关，后来的著名僧人，也习惯争取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而这方面最成功的，就是智顗。敬重智顗的还不只是杨广，在他之前，陈朝的陈废帝、陈宣帝、陈后主等三个皇帝都对智顗极为尊崇。以一位出家僧侣的身份，连续受到两朝四位皇帝的敬重和护持，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公元５６７年，智顗来到金陵，在瓦官寺开讲《法华经》，树立新的教义，在辩论中击退各方僧人的挑战，从此声名大振。据说陈宣帝曾经特敕停朝一日，令群臣去听智顗讲经。光禄大夫王固、侍中孔焕、尚书毛喜等人都在智顗门下受戒，成了“俗家弟子”。陈后主也多次亲自去听智顗讲经，他的皇后、皇太子都从智顗受戒。皇宫内院俨然成了传法的道场，而一般的群臣百官对智顗更是“莫不仰敬”。
　　风雨飘摇中的陈王朝希望借助智顗的社会影响维护自己的统治，而智顗也因此得到皇帝的护持。相传智顗一生造寺３６座，立佛像８０万尊，亲自度化出家的僧人有１．４万多名。其中湖北玉泉寺、山东灵岩寺、江苏栖霞寺以及天台山的国清寺并称当时“天下四绝”，没有朝廷的支持，一个僧人做这么多事情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智顗是河南颍川（今许昌）人，天台宗的正式创立者。他能得到最高统治者如此器重，说明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天台宗在那个年代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也表明佛教在当时的中国打下了深厚的根基，上自朝廷皇室贵族，下至乡野平民百姓，信佛入教是一种时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佛教达到了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鼎盛。
　　但这位名满天下的智顗，却是在大苏山“毕业”的“学生”，他２３岁到３０岁在光山大苏山修习７年，相当于现在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的年限。在大苏山，智顗从一个初入门径的小和尚，成长为学识渊博、思想自成一体的禅师。３０岁“毕业时”，智顗受师父慧思的派遣，带领２７名僧众赴陈朝首都金陵传播师父的学说，后来开宗立派，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但很多学者认为，智顗的天台思想主要形成于大苏山时期。如果没有到大苏山的这段经历，就不可能有天台宗的创立。
　　智顗奉师命离开大苏山，是１４３７年前的事了，而关于大苏山的故事还要往前说个１０多年。

2004-07-08   大河报

传灯立宗称二圣 “大苏山发现”系列之三

 ● 姚 伟 因缘际会住“三苏”

　　佛教认为，禅是治服烦恼、引发智慧，超脱世俗、到达彼岸的重要方式。佛陀当年在菩提树下证得最高智慧，获得彻悟，实际上就是运用了禅定功夫。慧思、智顗时中国的佛教以长江为界，形成了两种学风。南方的佛学，重视对佛经的讲说和对义理的探究，而忽视禅定的实践；北方则重视禅定的修习，而轻忽了佛学理论的探讨。这就是所谓的“南义北禅”。
　　而慧思希望融合南北佛学的特长，主张“定慧双修”。在大苏山这南北交界的地方，最容易摆脱传统，发育新的思想体系，慧思可以说“得其所哉”。
　　公元５５４年，一群风尘仆仆的僧人从北面进入今天的光山境内，在幽静清秀的大苏山下停住了脚步，这里四周诸峰环卫，中间是一泓清澈平静的水塘。那是混乱的南北朝时期，兵荒马乱、四处奔走中，眼前的安详宁静让他们欣喜不已。
　　这时一苍髯老农荷锄而过，一位中年僧人从众僧中走出来，双手合十，询问此地山名，老农放下锄头，指点着告诉他：这后面的是大苏山，前面的是小苏山。中年僧人心念一动，问道：“敢问老者贵姓？”“小老儿姓苏。”
　　“三苏！”中年僧人心中一震，想起了临行前师父的话。
　　这位中年僧人叫慧思，俗姓李，武津（今河南上蔡）人。他１５岁出家，主要修习《法华经》、《般若经》等大乘佛经。长期的修炼，慧思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但由于和传统禅法不相容，他在北方被排挤，甚至多次被人下毒暗害，不得不避祸南行。临行前，他向师父慧文询问何处可以安身。慧文答：“凡事因缘而生，因缘而止。为师告诉你个偈语：遇‘三苏’而住。”
　　大苏山、小苏山，加上苏姓老人，岂不是“三苏”？慧思沉思默想恍惚了一会儿，再找老人却不见了踪影。于是认为是山神点化，就带了弟子们在大苏山上伐木结庵，住了下来。那是公元５５４年，为了纪念，慧思在大苏山一块巨石上刻下一行文字：“住大苏山慧思开石 甲戌年三月二十五日”。这成了今天还能见到的他留下的唯一痕迹。

“定慧双修”合禅法

　　这是佛教的传说。实际情况也有记载，《慧思传》说，慧思的原意，是想直下武当、南岳，但因“值梁孝元倾覆，国乱，前路梗塞”，故“权上大苏山”。战火阻断了去路，慧思一行是不得已才在南北交界处的大苏山住了下来。但机缘遇合的是，这个南北交界的地带，正好为慧思独特的思想体系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发展空间。
　　当时光山一带属于陈、齐边境，“兵刃所冲，佛法云崩，五众离溃”。而慧思的南下，给陈、齐边境地区的僧侣以新的希望，他们“皆轻其生，重其法，忽夕死，朝闻”，纷纷前来投奔慧思，使他成为这一地区事实上的佛教领袖，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在大苏山，慧思摆脱了北方禅界徒众的干扰和迫害，得以实现自己的佛学理想。他和他的弟子白天探讨佛教理论，晚上坐禅入定。
　　慧思在光州大苏山一带呆了１４年（公元５５４～５６８），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佛教事业和禅法思想的转折点。在前后１４年内，他著书立说，开创了将《般若经》的止观学说与《法华经》的实相理论结合的思想体系，禅法思想日趋完善；并通过长期不懈的弘法实践，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弟子，其中最出名的弟子就是智顗。在慧思的格外关照下，智顗日夜勤习，一天诵读《法华经》时，突然得悟，心思豁然开朗，这就是著名的“大苏开悟”。此后慧思常让智顗代自己讲经，自己做听者。
　　在大苏山发生的这一切，为后来天台宗的正式创立奠定了基础。其教理教义虽然远溯印度佛教，却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多地方与道家、儒家相通，因而有许多让人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从而具备了吸引众多王公大臣、文人学者乃至各阶层人士的内在品质。在此之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可避免地渗入了中国文化因子，但形成中国化的思想体系，却是从大苏山开始的。
　　由于战乱，慧思一行不得不在光山一带滞留，而大苏山却无意中成全了慧思，佛教的中国化得以起步，而大苏山也因此成为名山。这也是一种因缘际会吧。
　　５６７年，慧思派遣智顗带领２７名僧众前往金陵“弘法”，传播自己的思想。第二年，战火烧向光山一带，僧众安全受到威胁，慧思乃率弟子四十余人再次迁移，前往南岳衡山，结束了他与大苏山１４年的缘分。

2004-07-09   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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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受戒净居寺？ “大苏山发现”系列之四

 ● 姚 伟 千年银杏怀道岸
　　大苏山的青山绿树，掩映着红墙灰瓦的净居寺。寺如其名，这里四周青山环护，眼前池水如鉴，果然是清幽宁静的人间净土。
　　净居寺山门前，最吸引眼球的是几株古树。山门前一字排开的５棵巨柏高大得已经让人吃惊，而寺左侧的一棵巨大的银杏更是让人眼前一亮。那棵银杏２０多米高，四五人合抱粗，树冠茂密形如巨伞，据说覆盖面积达１亩。记者从看到银杏树开始拍照，一直拍到树冠之下，现在想想好像没有必要，可当时的好奇和惊奇实在抑制不住。在银杏树下，我拾到一枚银杏果，形状如枣，青色，仰头细看，这棵巨树挂满了果实。
　　陪同采访的光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林保全指点着银杏树干上长出的两枝“怪异树枝”说，这棵银杏树干又寄生了一棵柏树和一棵桧树，被称为“同根三异树”，非常罕见。根据植物学鉴定，这些柏树和银杏的树龄都在千年以上，当属唐代古树，是古寺的历史佐证。据传说，这些树都是净居寺的建造者道岸种下的。
　　慧思住在大苏山时，只是结庵而居，并没有建寺。后来率徒众离开这里，前往南岳，大苏山曾沉寂百年。但天台宗已经风行天下，唐初著名僧人、律宗的开创者道宣在他的《慧思传》中写道：“（慧思）定慧双开，昼谈义理，夜便思择……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绪。”可见唐初慧思、智顗的影响无处不在，现代有研究者认为，当时佛教的传播已经出现“倒流”现象，即印度僧人来中国翻译了慧思、智顗的著作带回印度。
　　可大苏山毕竟是沉寂了。慧思走后约１４０年，光州僧人、道宣的再传弟子道岸在慧思结庵处修建了净居寺。麻天祥教授认为，道岸选择大苏山建寺，有弘扬佛法、为家乡增色的意思，也显然有追念前贤慧思、智顗并为天台寻根的目的。
　　道岸当初栽下的小树苗，如今已是参天巨树。站在树下，世事沧桑之感油然而生，１０００多年了，多少繁华遭雨打风吹去，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初的高僧道岸？后来记者才了解到，因为另外一个人，道岸还时不时被人提起。

青年鉴真遇明师
　　为写这篇文字，记者阅读了大量的佛教史料，无意中发现唐朝东渡日本的鉴真大师，竟然与大苏山净居寺有很深的渊源。“鉴真”这个名字，就是净居寺的建造者、光州高僧道岸给起的。
　　公元６８８年，鉴真生于扬州江阳县，俗姓淳于，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鉴真少时禀赋聪颖，常随父进入佛寺，受到佛教信仰的影响和熏陶。１４岁时随父亲到大云寺，他突然萌生离俗之念，向父亲提出要出家。他的父亲吃惊之余很快应允了，这样鉴真就成了一位小沙弥。有史料说，公元７０５年前后，１８岁的鉴真慕名来到光州，“就名僧道岸受菩萨戒”。授戒时，道岸给他起名“鉴真”。
　　一个人在青年时期能否得遇明师，往往对其一生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年轻、好学、聪颖的鉴真，有幸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自己的指路明灯，进入高僧的圈子，从此他的人生开始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
　　道岸俗姓唐，祖籍河南颍水（今许昌），与智者大师是同乡，永嘉南渡时迁居光州。他是初唐高僧、道宣的再传弟子，在当时的佛教界有崇高的地位，不仅独步江淮，而且被誉为天下四百余州的“授戒之王”。那时唐朝正在步入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岁月，国家日益兴旺，文化日益繁荣，僧人也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道岸不仅在佛学上有很高的造诣，而且是名闻天下的建筑专家，他亲自向鉴真传授绘画和建筑艺术。鉴真勤奋好学，深得道岸的器重。公元７０５～７０６年，道岸开始修建净居寺，此外还修建了广陵龙兴寺和开元寺，鉴真是不是在净居寺受戒，记者没查到确凿的史料，但跟随着道岸，他因此接触到建筑实践。
　　公元７０７年，唐中宗征召道岸入京监造荐福寺塔（即小雁塔）。唐朝到印度取经的高僧，除玄奘外，还有义净法师。义净走的是海路，在广州搭乘波斯商船辗转到印度，２０多年后带着大批佛经回到祖国，为了保存这些佛经，他请求唐中宗在荐福寺内造塔。中宗的皇后、妃嫔、宫娥得知此事纷纷慷慨解囊，于是中宗就召道岸来建这塔。
　　道岸带着得意弟子鉴真就赴长安而来，对于鉴真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福缘。皇室造塔，自是不凡，在道岸监造小雁塔的过程中，鉴真从中学到了佛教建筑的设计、施工和装饰等方面的实践知识。同时他遍游龙门、白马寺等洛阳、长安名胜，开阔了眼界。
　　长安当时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佛教中心，高僧云集。通过道岸，年轻的鉴真得以接近很多高僧。道岸的师父文纲、师兄弘景当时均在京城，鉴真跟随这些名师学习，佛学知识大为精进。律学始祖道宣与初唐医药大师孙思邈有极深的友谊，医药学造诣很深，他的再传弟子弘景秉承师门技艺，是当时一流的医药学家，鉴真从弘景学习五明医学药典。由于身份特殊，鉴真能出入皇宫的太医署，在那里求教医学上的疑难。这都让聪颖好学的他受益匪浅。
　　当时的长安是一个国际大都市，许多外国僧人来此传教、学习，鉴真接触到不少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外国僧侣，他们为宗教理想不辞劳苦的精神深深感动了鉴真，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后来鉴真又有幸拜曾游学印度的名僧义净为师，又常进入国子监听讲。潜心学习使鉴真大有成就，写出了《佛性论》、《顺义说》等著述。当他２７岁离开繁华的京都时，已成为精通律义、学有所长、知识渊博的名僧。
　　从１０００多年后的今天看来，道岸和鉴真那时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在为一件事做准备：东渡日本，传播佛教文化和先进的唐文化。
　　在浩如烟海的佛教史料中，记者惊奇地发现，唐朝著名和尚鉴真与净居寺有一段难解的缘分。
　　为了到日本传播佛教文化，鉴真历经艰辛，６次航海才东渡日本。在狂风恶浪的海上，鉴真和他的追随者没有了淡水，靠雨水活命，靠生米充饥……
　　盛唐时代的鉴真带给日本的不止佛学，还有先进的中国文化。他建造的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成为后来日本佛教建筑的典范，至今仍是日本的国宝。
　　鉴真１８岁时，当时的“授戒之王”、著名的建筑专家道岸为他授菩萨戒，并向他传授绘画和建筑艺术，带着他修建了广陵龙兴寺和开元寺。后来道岸受皇帝征召，携鉴真前往长安监造小雁塔，此行奠定了鉴真一生的根基，使他成为继道岸之后“独步江淮”的律学大师。
　　那么道岸何许人？他俗姓唐，光州人，正是他在大苏山慧思结庵处建造了净居寺。资料显示，道岸于唐中宗神龙年间（７０５年～７０７年）建造净居寺，大约也就在这两年间，他为鉴真授戒，并带他去长安。

冒死东渡传文化
　　离开长安后，鉴真在江淮地区讲律传戒，声名远播，在道岸和道岸的另一位弟子义威去世后，他成为独步江淮的律学大师。《宋高僧传》说他有著名弟子３５人，各自倡导一方，共弘师教。他同时建造了许多寺院和佛像，书写过三部大藏经，又兴办救济孤贫疾病等社会事业，并曾亲自为病者煎调药物。鉴真人虽出世，却以莫大的悲悯之心关怀着尘世的不幸。在长期从事这许多活动中，他掌握了当时许多方面的文化成就，成为盛唐文化的杰出代表。
　　当鉴真５５岁的时候，两位来自日本的僧人找上门来。他们叫荣睿、普照，是日本第九批遣唐使的成员。
　　公元六七世纪之际，日本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期，迫切要求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与技术知识。隋唐年间，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这就强烈地吸引着日本，因此，日本政府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使团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并派遣了大批的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学习。唐代２００多年间，日本先后１９次派出遣唐使，其中人数最多时有五六百人，可见当时的盛况。
　　当时日本佛教发展很快，但佛门戒法不全，僧尼品质良莠不齐，某些僧官、僧纲，同样品行不端，风纪废弛。因此日本朝廷及僧界名人，产生招聘唐朝名僧到日本传授戒律、整顿风纪、严格僧籍制度等想法。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荣睿、普照肩负着日本政府与法门的重任，于唐玄宗开元２１年（公元７３３年）随第九批遣唐使来到中国。来中国数年后，他们慕名找到鉴真。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去日本被认为是“沧海淼漫，百无一至”的事，但看到两位日僧一片诚意，鉴真感到日本是一个“有缘之国”，于是当即慨然应诺。
　　鉴真失败了５次，第５次东渡甚至被风吹到了海南岛，在狂风恶浪的海上，他们靠雨水和生米才活了下来。但这些都没有打消鉴真的东渡念头，性格坚忍的他第６次东渡，公元７５３年１２月鉴真一行终于到达当时日本的首都奈良，那时鉴真已经是６６岁的失明老人了。
　　在鉴真的指导下，奈良的东大寺筑起了一座戒坛。鉴真登坛传戒，日本的天皇、皇后、皇太子以下都次第受菩萨戒。这是日本佛教史上正规传戒的开始。此后鉴真在日本讲律授戒，推动了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当时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经论，辗转抄写，误字不少，鉴真到日本时虽已双目失明，但他博通佛经，而且记忆力极强，多凭记忆和理解加以校正，对于日本佛教的发展贡献巨大，被尊称为“盲圣”、“过海大师”、“日本律宗太祖”。
　　不仅如此，鉴真等人还把盛唐文化全面地介绍给日本，对日本的建筑、雕塑、书法、工艺技术以及医药学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鉴真对于建寺造像富有经验，随他东渡的弟子如思托、如宝、法力等人都是精于塑造佛像的雕刻家和建造寺塔的建筑家。他们在奈良建造的唐招提寺成为后来日本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的范例。
　　隋唐年间，中国医药知识及医药典籍虽相继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对于鉴别药物品种的真伪等尚乏经验。鉴真抵日后，尽管双目失明，但他利用嗅觉、味觉、触觉，将有关药物的知识传授给日本人，矫正了过去不少错误；同时也将药物的收藏、炮制、使用、配伍等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日本人。据惟田浅常《皇国名医传》里指出，自鉴真东渡日本面授医药知识，使日本人真正掌握辨认药品之知识，从此日本“医药道避”。１４世纪以前，日本医道把鉴真奉为“医药始祖”，直到德川时代，日本药袋上还贴有鉴真的图像，可见其影响之深。
　　公元７６３年５月６日，鉴真死于唐招提寺，这一年他７６岁。他的遗体葬在此寺东北角的松林中。在鉴真生前，他的弟子们为他所制的坐像，至今还供奉在寺中的开山堂。
　　鉴真随行弟子中多长于汉学诗文，这对于古代日本汉学的风行也很有影响。其中思托的诗文造诣最深，他著有《鉴真和尚传》三卷、《延历僧录》一卷，可惜两书都散佚不传。与他同时的日本淡海真人元开所著《唐大和尚东征传》则是依据思托的《鉴真和尚传》所载事实而写的，今尚流传。

2004-07-13   大河报

禅心一片大苏山 “大苏山发现”系列之五

 ● 姚 伟 　　巨柏和银杏是净居寺悠久历史的见证。９００多年前，苏轼在贬谪途中来到净居寺，已经赞叹这棵银杏是“一树擎天”了，那时距道岸建寺种树３７０多年，距慧思结庵约５００年。慧思、智顗在大苏山的佛教实践和理论探讨成为中国佛教的转折点，后来的佛教逐渐融入中国文化的血脉，对社会生活、人文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说，王维的诗能写得那么静谧从容、澄旷而富有生机，是因为他常用禅者的目光览观万物；苏轼屡遭挫折而能表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旷达飘逸，是因为佛教透脱无碍，随缘任运的人生哲学给了他精神的力量。

苏轼流连“吾家山”
　　净居寺门口很安静，很少有人来往，只听得山风吹过树梢的声音。这个寺里现存的房屋都是明清时代的建筑，像很多深山寺庙一样，房舍很简朴，既不壮观也不气派。但寺门口的五株巨柏，尤其是那棵枝繁叶茂、硕大无朋的银杏树却让人对净居寺肃然起敬。１９５８年，净居寺周围的大树都被砍掉用于“大炼钢铁”了，如果不是林场工人奋力保护，这几棵千年巨树也早成炉灰了。当地人说，幸亏有这几棵树，净居寺看起来才更像是个古寺。
　　如果说道岸在慧思结庵处建造净居寺有寻根的意思，那么失意的苏轼来到大苏山，显然有登山朝圣、寻找精神力量的目的。而这位大文豪到来并留下诗篇，也没少为大苏山增光添彩，后来很多文人墨客慕名而来，大苏山一时被称为“诗城乐地”。有苏轼诗篇的滋养，大苏山在后来不至于过分的落寞。到今天，苏轼的诗还是大苏山文化价值的重要佐证。这或许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反哺。
　　净居寺古银杏树下，记者发现朝北的树冠有一根断枝。当地人说，前两年山上修建苏东坡读书堂的时候，这树枝突然断了，并且断得很蹊跷：没有虫蛀，也没有风刮，恁粗的树枝平白就断了。有人就想起一个典故，当初苏轼离开大苏山的时候，净居寺方丈殷勤地问他何时重来，苏轼说，等到这银杏树枝头挨着地的时候我会再来。所以这树枝断落在地就是应苏轼那句话。
　　这一联想就有点神秘莫测的味道了，和宗教沾边的东西常常很有些孔子不屑的“怪力乱神”。但苏轼对大苏山的留恋却是有诗为证的：“钟声自送客，出谷犹依依。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苏轼《游净居寺诗并序》）他将大苏山称为“吾家山”，依依惜别、前路茫然的时候，似乎将大苏山看成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苏轼游大苏山，是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那时他刚从监狱挣扎出一条命，正在赴任黄州团练副使的途中。
　　苏轼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更是中国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旷世奇才。李白初到长安，被贺知章誉为“谪仙人”，从此号称“诗仙”；而苏轼初到东京开封参加科举考试，风光不亚于唐时的李白，当时的文坛领袖、主考官欧阳修半开玩笑地对别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宋仁宗也认为自己选择了苏轼，是为子孙准备了一个优秀的“国务总理”。初入仕途的苏轼，同样慨然有“胡巢何足恋，鹰隼岂能容”的万丈豪情。
　　但事情的发展让所有看好这只“绩优股”的人大跌眼镜。苏轼从小看史书，最佩服的就是有学问有气节，为理想不惜以死相争的人物，立志也做一个不蝇营狗苟、不贪图富贵出卖立场的人。他为官清正爱民，决断精敏，声名远播。但性格注定他不会成为一个政客。在北宋政坛的新旧党争中，希望保持人格独立的苏轼屡屡受挫。１０７９年，他在湖州知府任上，被人诬陷诽谤皇帝，一方太守顿时锒铛入狱，在死囚牢里被关了４个多月，素来乐观的苏轼也不堪折磨，在狱中写下了遗书。后来经亲朋多方营救，加上宋神宗还算是个明白人，苏轼才被宣布无罪释放，却又被贬谪到黄州做团练副使的虚职。在赴任的路上，苏轼拐了个弯，上了大苏山净居寺。我们无法想像那时的苏轼是多么的郁闷，“缈缈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道出了人到中年的苏轼因理想遥不可及而弥漫在心头的失落和无奈。从这一时期苏轼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多么艰难地想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寻找到内心的宁静。
　　于是他来到大苏山，渴望找到一份灵魂的安宁。有人说，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浸透之深、历史之长，是任何一种外来文化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历史发展到宋代，出现佛、儒、道三教合一的倾向。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已全面渗透于哲学、文学、伦理学以及法学领域。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苏轼受佛教的影响也极深，以前他与天台宗、禅宗的僧人交往就很多。在人生最失落的时候，他对天台祖庭的依恋就不难理解了，“不悟俗缘在，失身蹈危机。……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这是一个真实的苏轼，沐浴着大苏山清凉的山风，他在反思往事，表达出皈依佛教的心情。
　　下了大苏山，到了黄州，苏轼开荒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居士是对不出家的佛教徒的称呼），并开始喜欢穿衲衣。而这个时期是苏轼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代表作前后赤壁赋。这些行云流水般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一个从人生伤痛中解脱出来而更加飘逸旷达的苏轼。
　　《宋史》的苏轼传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有人说，苏轼如果稍微韬光养晦一点，即便不能大权在握，日子也会过得不错。但传记作者认为，如果苏轼为了这些改变自己的做法，那他还是苏轼吗？

净居“凡心”少一点
　　寺庙的山门上有两块匾额，悬挂在正中的写着“净居寺”字样，而镶嵌在墙内的石刻门额则是“敕赐梵天寺”五个大字，那字迹清秀疏朗而劲健有力，但其中“梵”字下面的“凡”少了一点，变成了“几”字。光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林保全告诉记者，这石刻门额也是净居寺一宝，是宋真宗的真迹，据说全国保存下来的他的真迹非常少。“凡”少了一点，是劝戒人们“凡心”少一点。据当地传说，当初嵌入山门门额的时候，人们就发现这字有问题，想着皇帝不会写错，应该别有深意。
　　可到底有什么深意？一般人拿不出合理的解释。最后还是当时的方丈居仁禅师水平高，对大家解释说：“我们出家人，皈依三宝，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七情尽，六欲绝，凡心本该无存。”此话一出，人们疑问顿消，从此就成为这个“错”字的最经典的解释。
　　净居寺背倚大苏山，前面宝瓶山、香炉峰、钵盂峰等因形命名的山峰两两相对。周围青山环护，中间白莲池水如鉴，幽僻安宁、远离滚滚红尘，倒也真是一个能让人凡心少点的地方。
　　一个寺为什么会有“梵天”和“净居”两个名字？
　　据当地史志记载，道岸大和尚所建造的净居寺，在唐朝末年废于兵火。北宋乾兴年间（约１０２２年）修复，宋真宗赵恒赐名梵天寺，并亲自为该寺题名。宋真宗是一个推崇儒、佛、道合一的皇帝，对佛教的发展影响也很大。赐名梵天寺，可见宋真宗对大苏山的这座寺庙高看了一等。在宋代，净居寺发展到了鼎盛，僧超一千、房过一幢（一幢为一千间）。但“梵天寺”这个名字始终没叫开，人们还是习惯叫净居寺，即便是宋代的苏轼，写诗也称其为净居寺。
　　宋代所建的建筑在元代又毁，至明初修复。到明末崇祯时再毁，清顺治年间，僧人慧门从天台山路过，看到的是破败的景象。慧门心里很沉重，他认为这里是天台祖庭，不该如此荒芜，于是四方化缘，又建起了寺庙。如今的净居寺，主要建筑大多是慧门所建。
　　看来虽然深藏山中，净居寺也躲不过历历红尘之劫难。
　　如今净居寺还保存下来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和古迹，除宋真宗“敕赐梵天寺”石刻门额外，还有明神宗颁大藏经“皇帝敕命”碑，清康熙皇帝“钦赐大苏山梵天寺重建记”碑，以及历代名人、学者游净居寺所题诗赋碑刻３０余通。
　　净居寺寺院布局齐整，大门东西厢房属砖木结构，从山门前部台阶沿中轴线直上，经天王殿、观音殿、大佛殿，步步高升。佛殿院两侧是碑廊，镶嵌着明、清两代的碑碣。沿佛殿走廊西走是禅堂，东行是法堂、方丈室，对面是纵列的禅房。院内走廊纵横，前后左右迂回可通。但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净居寺最后一个和尚空悟去世，这个千年古寺就“有寺无僧”了。
　　光山县农业局局长王照权告诉记者，常有人开玩笑地跟他说：“很多地方假的都弄成真的了，你们这真的还没开发，太可惜了。”去年他们请了一位搞佛教建筑的博士到大苏山，那位博士在山上足足转了一天，得出一个结论：现在保护比开发更重要，这里保存得太原始了，没有乱七八糟的现代建筑，如果有一个好的总体设计，这里的开发前景非常好。
　　王照权说，大苏山净居寺的开发工作也在审慎地进行，净居寺周边退耕还林，建起了万亩茶园；明代王相《游净居》写了净居寺的一座古塔，“古塔曾沾唐雨露，残碑尚载宋文章”，那塔指建在大苏山顶的紫云塔，始建于唐代，可惜已经倒塌，空余一地的古砖。目前紫云塔修复规划已经确定，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为其题写的塔名。现在有一些和尚要求入住净居寺，但光山人没有答应，他们希望寺庙的建筑修复得差不多了，请真正有学问、有名望的天台宗僧人入住这个天台祖庭。 （全文完）